“刘总！德国人咬死要用他们的方案！”

“把欧标、国标翻出来。”他头也不抬，手中的放大镜缓缓滑过图纸，镜片后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告诉他们，我们的焊接残余应力控制比欧洲标准低，控制得更好。”

“刘总！供应商反馈我们的技术要求有些问题。”

“把图纸和项目整套资料拿给我，我来看看。”

在夹江水工海外事业部的办公室里，每天都在上演“找刘总”的戏码。

当海外项目经理因为棘手的技术难题抓耳挠腮，或者线上会议中被业主工程师“灵魂拷问”，抑或是与内部技术工艺工程师们“唇枪舌剑”时……能想到最靠谱的场外援助便是“刘总”。

在夹江水工海外项目的战场上，夹江水工副总工程师刘建川的名字，就是一张响当当的“技术名片”。而作为海外项目的“技术守门人”，他的工作台永远摆着三样法宝：一本翻旧的国际标准汇编、一个磨损的计算器，还有那副见证岁月的放大镜。

刘建川翻查技术规范

一本翻旧的国际标准汇编

在“一带一路”的征程中，海外项目常常面临复杂的技术标准和严苛的合同要求，海外项目的技术谈判桌，从来不只是数据和规范的简单对接，面对国外设计师质疑的目光，刘建川能在图纸的方寸之间见招拆招。他熟稔地切换着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时而用欧洲标准据理力争，时而用中国智慧巧妙周旋。每当国际谈判陷入僵局，这本“宝典”就会被他郑重地请上谈判桌。

记得在澳大利亚水电站项目中，外方提出采用昂贵的欧洲设计方案，他连夜核算数据，把欧标材料和国标材料各项参数进行对比，不仅说服了固执的德国工程师，更为项目节省了相当多的成本。“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讨论，”他常对团队说，“而是一场用专业捍卫话语权的较量。”

一个磨损的计算器

在刘建川的工作台上，有个漆面斑驳的计算器，像一位沉默的老兵，见证过无数场技术攻坚的硝烟。按键上的数字早已模糊不清，左上角是已经无力抢救的缺角，右上角还有胶带黏合——那是日复一日高强度运算留下的勋章。这个看似普通的计算器，实则是他的“数字利刃”。当国外监理质疑中方设计的应力计算结果时，手指在计算器上跳起一支精准的芭蕾。数字无声，数据有声，计算器上跳动的静默字符，可以堆砌出一套套闸门强大的运作数据。如今，这个计算器依然坚守岗位。它的“=”键已经不太灵敏，需要用力按到底；它的显示屏偶尔会出现“鬼影”，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继续为“一带一路”项目保驾护航。每当新人好奇地问起它的“高龄”，他总是笑着说：“你可不要小瞧它，它工作经验比你丰富多了。”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个老式计算器依然倔强地躺在他的办公桌上。它或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但它承载的那些与数据较量的日日夜夜，那些用最原始方式捍卫的中国标准，永远闪耀着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光芒。

一副见证岁月的放大镜

幼稚如我，第一次看到他拿着这副军用光电放大镜走进办公室时，我还打趣说“刘总夸张”，现在当自己坐在电脑前，盯着图纸十几分钟便双眼酸涩，方才恍然，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和这些图纸打交道，岁月模糊了他的双眼，手里这副放大镜依旧陪伴他战斗在第一线。当年轻工程师对着复杂的图纸皱眉时，他总能用放大镜精准点出关键节点，就像老将军在沙盘上排兵布阵。在数字化设计日益普及的今天，他依然坚持用放大镜审核图纸。他说：“电脑会故障，但纸上墨线不会。”这副陪伴他走过数十个国家项目的放大镜，不仅放大了图纸细节，更折射出一位老工程师对技术和细节的执着追求。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办公桌上，放大镜投下的光斑里，仿佛还能看见那些年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身影，以及那些被中国技术征服的异国工程。

在夹江水工征战全球的版图上，刘建川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技术外交官”。他的电脑屏幕总是轮换着来自欧洲、非洲、东南亚的工程图纸——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每一根线条的较量，都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当年与他交锋的外国工程师，不少已成了老朋友。现在视频会议，对方总会先问：“‘Professor Liu’怎么看？”这声称呼里，饱含着对这位中国工程师专业素养的敬意。屏幕这边，刘建川推了推眼镜，成竹在胸，镜片上有影像反射——这不仅是图纸的线条，更是一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缩影。

千钧笔底，写不尽六十载江河壮阔；三件法宝，道不完一代代匠心传承。当刘建川的放大镜最后一次扫过蓝图，当那本标准汇编的扉页又添新注，当老式计算器终于完成它的使命——这些斑驳的物件终将退役，但它们承载的精神永不褪色：那是用欧洲标准丈量世界的眼界，是用计算器叩开技术壁垒的智慧，更是用一副放大镜在毫厘之间守护的中国质量。在这奔涌向前的时代浪潮中，这样的故事仍在续写，这样的匠心永远年轻。

凡江河所至，必有中国匠心的回响。（责任编辑 蒲玉凤）

刘建川参与技术把关的巴基斯坦尼杰水电站三套溢流坝弧门成功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