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是农业社里的会计。在那片被黄土厚厚覆盖的高原上，识字的人本就不多，像他那样不仅能拨算盘、记工分，还写得一手好字，甚至能画几笔山水、刻几方印子的人，就更如凤毛麟角了。他那些视若性命的书，大多是用鸡蛋、粮食，从那些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担上，小心翼翼地换来的。在那些贫瘠得连风都带着干土味的年月里，书是比油盐还要金贵的东西。他不读的时候，总是将它们一本本抚平，再悄悄地锁进那只厚重的、散发着陈木气息的柜子里。我至今还记得那些书的模样：内页是沉甸甸的焦黄，书皮是用粗糙的麻纸仔细包裹的，上面是他用毛笔写下的书名，字迹清瘦，筋骨分明，隔着岁月，依然力透纸背。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是在姥爷家度过的。黄土高原的夏日，夜晚总算是凉爽的。我最期盼的，便是夜里躺在凉爽的土炕上，听姥爷讲故事。姥姥总是安静地坐在炕尾，或许那些故事她已听过许多遍，或许也有她不熟悉的，但她总是不言语，只是耐心地听着，手里的针线活有一搭没一搭地缝着，直到眼皮沉沉地阖上。姥爷则靠在炕头火炉边，身下垫着一块圆形的、被烤得分辨不出颜色的木板，那是他放烟袋家什的地方。可他讲故事时是从不抽烟的，他怕那烟灰落下来，污了书的洁净。直到故事讲完，我们都沉入梦乡，他才窸窸窣窣地点起那杆长长的烟锅，橘红的火星在昏黄的灯泡下一明一灭，映着他沉默的、望向虚空的脸。

然而，那个夏天也发生了一场风暴。孩子的叛逆心，像高原上无端刮起的狂风，不知怎么就占据了我。许是觉得姥爷只顾看书冷落了我，我竟赌气地提起他桌上的毛笔，在他正读着的一本书上，胡乱画了好几页。那瞬间的破坏欲带来的快感，立刻被巨大的恐惧淹没了。姥爷回来看到，先是愣住，随即，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发疯”，他平日里温和的脸庞因震怒而扭曲，顺手抄起炕笤帚就向我冲来。我吓坏了，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兔子，头也不回地冲出院子，翻过了屋后那座沉默的、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光晕的大山，一路跑回了自己家。

我没敢告诉父母缘由。直到半夜，迷迷糊糊中听到院门响，接着是姥爷和大舅压低了的、带着喘息的声音，他们在问母亲我是不是回来了。母亲这才恍然，连声应着。我躲在被窝里，听见姥爷用他那带着黄土味道的方言，很不好意思地对我父亲说：“娃娃跑得急，我不该追的……”那句话隔着门帘传进来，轻飘飘的，却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我心上。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不是委屈，是悔恨。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那些发黄的书页，在他心里究竟有多重。

许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姥爷的眼神早已不好使了，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套他最钟爱的、也是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全的《水浒传》。他接到书时，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又闪出了我童年时见过的、如获至宝的光。他依旧像从前那样，用袖子拂去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郑重地、将它们一一锁进那只老木柜里。往后的日子，我便常见他坐在午后的阳光里，举着一面大大的放大镜，一字一字地，极其缓慢地移动着，仿佛要在那字里行间，找回他逝去的、明亮的世界。

聚少离多，是黄土高原上所有离乡子弟共同的命运。时间是最无情的摧折，它最终带走了我的姥爷。

当他真的离开后，我恍惚地回到那间老屋，用那把熟悉的、已有些锈迹的钥匙，打开了那只木柜的锁。柜门开启的刹那，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墨、纸、木头和老屋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书籍依旧码放得整整齐齐，那套我送他的《水浒传》崭新如昨，旁边，是那些我曾涂抹过的、被他用白纸细心裱糊好的旧书。物依旧，人已非。

那一刻，我所有的坚强被瓦解。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窗外呜咽，吹拂着千沟万壑，却吹不散这柜中凝结的、一个普通农人对文化最朴素的渴望，一位长辈对孩子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护，以及一个外孙女，对远去的光阴与亲人，那无边无际、无处投递的思念。（责任编辑 蒲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