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重阳总是湿冷，风里带着水汽，全无故乡的筋骨。每逢此日，记忆便被撬开一道缝，显现出白草塬上九月九的光影声色来。

记忆里的白草塬，是被秋风洗过的。那时的天蓝得不容分说，塬上的土黄得厚重，一场庙会，便像是一匹沉黯的粗布上，忽然泼满了浓烈斑斓的颜料。锣鼓家伙的声浪，能传出好几里地去。我被父亲架在肩头，人潮像温热的暖流，裹挟着我们向前。空气里的复杂是独属于乡野盛会的味道：香烛的烟火气。

而在这一切之上，有一种味道，对于当时的小孩而言，是直击魂魄的，那便是“鸡翅膀”的香。其实，它不过是裹着辣椒面与香料的面筋，因形得名。可那却是我童年认知里的佳肴。我总是死死攥着母亲的衣角，把她拽到那个支着玻璃匣子的小摊前，眼巴巴地望进去，看着那让人嘴馋的红色板状物。母亲总会一边说着“这有啥好吃的”，一边还是从兜里摸出几张钱。当那油滋滋、咸辣辣的“鸡翅膀”落到手里，一口咬下，那股子霸道而廉价的香，便从舌尖一路烧到胃里，是足以让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的满足。

光有“鸡翅膀”还不够，还得配“汽水”。那装在透明袋子里的橘色甜水，一仰头，气泡便凶猛地蹿上来，直冲天灵盖，辣得人眼泪直流，却又通体舒泰。我常常一手举着辣条，一手提着汽水袋，觉得自己是这庙会上混的最好的。

孩子的荒唐，总在饱足后滋生。有一年，竟和玩伴偷溜去后山掏鸟窝，正当我们为一个草窝里的发现而惊喜低呼时，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在身后响起：“碎怂！不要命了！”回头一看，是父亲铁青的脸。那一次，我被父亲像拎小鸡一样拎回家，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扫帚疙瘩。母亲在一旁，想劝又不能劝，只背过身去。那木棍抽在腿上的火辣，与“鸡翅膀”的辣，竟是童年两种最真切的滋味。后来才明白，父母怕的不是我们弄脏衣服，是怕我们惊了山里的长虫，怕我们从不高的土崖上失足，那顿“扫帚伺候”，里面是揉碎了的担忧与后怕。

那时的痛，是真切的；那时的委屈，也是天大的。哪里能想到，这痛与委屈，竟也会在岁月的酿造下，变成一壶回甘的酒。

如今，我身处千里之外的海边大都市，可以买下整排货架的辣条，喝到各种各样的汽水。可“鸡翅膀”失了魂魄，汽水只剩甜腻。至于山，是温顺的土丘，再无那般野趣。

重阳节又至，古人于此日登高、佩茱萸、饮菊酒，是为辟邪求祥。而我，这个远方的游子，只能在这南国的土地，登高北望。我望得见什么呢？望得见白草塬上那轮比这里清冷得多的月亮，望得见庙会散场后空荡荡的戏台，望得见老屋里那柄倚在门后的已磨秃了的旧扫帚。

那根辣条的咸辣，那顿扫帚的火辣，原来都是故乡烙在我身上的印记。平日里不痛不痒，只在这秋风起时，才猛地发作起来，提醒着我的来路，也明示着我的去途。

他乡的圆满里，总有个填不满的缺口。那缺口，是再多的“鸡翅膀”，也填不回来了。（责任编辑 蒲玉凤）